[報導] 寫在「刁民」之後,那不存在的界線


如果你曾經參與過陳雲林來台事件、樂生保留運動,或是近期的士林文林苑,又也許不曾參與過,卻曾經聽聞、藉由媒介看到(可能是紀錄片《廣場》、《樂生劫運》),對於警察強制將民眾/學生組成的人牆拆散,然後一個一個抬上警備車至遠處丟包的景象不陌生。

「因為悲傷,所以堅強。」

一名參與過文林苑守夜事件的台大學生如此說道:「那種被拉扯、被搬走的經驗,只要一次,一次的身體經驗就足夠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因為那是最真實的,遠比所有書本、網路、電視、話語等等來得真實。而我以為沒有說的是,在警察將其膝蓋壓在手腕,拆開緊握的雙手,掐著後頸將人硬拉起來的時候,身體的疼痛與心靈的沮喪達到某種莫名的一致、同步。」

在「刁民上法院」這樣聚集了眾多社運參與者的座談會場合,其實並不是每個人一開始都是想要成為刁民的,而是可能被動的、被國家機器視為暴民、刁民,而後走上了與政府、警察纏訟的路途。





「我不管政治,政治會管我」

這是出自周佳君(團結工聯丟牛糞事件2009年)所說,在民國98年因為工會法修法而前往國民黨黨部丟擲牛糞,在當場即被捕,四人被起訴,最後周佳君選擇不易科罰金,選擇前往土城女看守所度過她二十天的刑期。
周佳君被捕的原因從來不是因為丟擲牛糞(如果是的話,是犯了什麼法?廢棄物處理法?只要繳納罰金即可),而是因為違反集會遊行法、應解散不解散,若以此為例,其實諸多社會運動都將會讓許多人吃上官司。
「我們這個案子,從頭到尾都很『政治』。」
國家機器的司法體制可以讓一件經常發生在社運場合的違反集遊法事件演變到需要拘提、保釋金更高達四萬五萬元(同時販賣毒品者的保釋金額卻是一萬元),周佳君始終認為,這只是因為他們選擇在黨部、並以丟擲牛糞這樣的行為惹惱了執政黨,而換來如此嚴厲的懲戒。

在看守所度過的二十天,從「周佳君」變成「533」,裡頭掌管一切的不是自己、而是「長官」,藉由諸多繁瑣規定將人輔導成「順民」,但在其中,周佳君看見的是生活在社會中中下階層的人民,而在看守所的日子中,國家機器始終沒有教導她們或帶給她們日後足以在社會中生存的能力。

離開看守所之後的周佳君,並沒有成為如同裡頭的規訓期待的「順民」,而是藉由這次的刑期,看清了「個人」在社會中的漂泊無助,若非當時一起前往黨部抗爭的團結工聯願意幫忙繳納罰金(若不願繳納自願服役的,此筆費用將成為安家費),在歷經沒有確實達到「教化」功能的監牢中,原本處於較低社會階層的人民,依舊只能返回本業,等待下一次被逮捕的時刻。

在看清藍綠、對國家機器深感失望之後,周佳君感嘆道:「人們要當家作主,真的很難。」
也許可以將之解釋為,要不成為刁民,真的很難,得要夠幸運才行。







如果你想成為刁民?

並不是每個人生下來就具有刁民的血統,也不是每個人都具有站上街頭與警察對峙的勇氣,但在2009年底,陳雲林來台時,可以看見眾聲喧嘩的台灣、隨風飄搖的國旗,卻一一地被警察扯下、被盾牌以及警棍消音。
當時在台大校園內也有自發性參與的學生們,在網路上、BBS上網友們也聚集至陳雲林下榻的晶華酒店,然後發生了許多被警棍毆打、甚至頭破血流的案件(江一德案)。

陳育青(紀錄片工作者)即是屬於其中一個關心陳雲林事件的台灣人民,卻在警方的盤查、強制帶回警局中,體察到自身權益被侵犯,進而成為「刁民」的人。
事實上,陳育青當時僅是在現場拍攝影片,就被警察懷疑身分、要求出示身分證件,不願意無故出示證件的她,就被警方強制帶回圓山分局問訊,甚至以抬人的方式進入警局。
在當天陳育青即在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協助下召開記者會,並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但在自訴的部分至今是三審駁回、國賠的部分則是在二審中,陳育青也分享了在相關案件的開庭時,法官對於提出告訴者的不諒解、不體諒,認為警察所作所為只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不認為其有侵害權益、執法過當的可能。
而在當時,陳育青受到警方盤查的原因,是因為警方認為她1.奇裝異服2.疑似樂生青年3.為了陳雲林來台需要做到滴水不漏的防護。為了做到第三點,打傷了許多學生以及民眾,且在法庭上,法官認為此為必要之舉。

在野草莓事件中,收到傳票的學生以及老師、民眾為數不少,而那一陣子的紛紛擾擾,雖然已經過去,卻依舊留在各個影片中,銘誌著「不要忘記」,為了能夠揮舞國旗、關心社會的自由,陳育青選擇成為刁民,不是為了什麼,而是希望一個更加公平正義的國家。


更多關於陳雲林事件的相關開庭紀錄,可至陳育青的部落格:台灣不會忘記









仍有更多、更多的刁民……以及在刁民後的人們

在座談會中,當代漂泊協會的郭盈靖戴上了口罩,說明了「偵查不公開」以及「言論自由被箝制」。在今年初因為遊民影片(以為潑冷水,就看不到窮人)而被應曉薇控告的郭盈靖,不解「妨害名譽」作為令社會團體噤聲的武器,其界線何在?

以及廢死聯盟的執行長林欣怡,在2010年因為替44名死刑犯釋憲而蒙上了「偽造文書」的不白之冤,其實,透過媒體的渲染,讓如此的誤會成為大眾所用以攻擊廢死聯盟的理由,而關乎死刑犯的權益、以及廢死聯盟遭受恐嚇的事件就在報章媒體上銷聲匿跡了。林欣怡回憶自己成為「刁民」的原因,只是因為較其他被告比起來,她看似較好欺負,其他人皆為律師,僅有她一人成為被告。


除了刁民,依舊存有與刁民站在一起的律師,李明芝律師在2010年協助大埔事件至今(尚未落幕),以及士林文林苑丟包事件(控訴警察執法過當),翁國彥律師協助陳雲林來台的江一德案、士林王家拆遷。從中,可以看到具備「反骨」的法律人,選擇與個案站在一起,對抗整個司法體制的不公。
「不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法院。」李明芝希望民眾能夠進入法庭,成為旁聽席,給予執法者壓力、與受害者站在一起予其勇氣,諸多荒謬的言論、判決在法庭上呈現,需要透過不只是公民記者、而是每一個人將其傳遞到社會上,讓更多人知道。


(圖為當代漂泊協會郭盈靖戴上口罩說明偵查不公開以及噤聲的戕害)


(圖為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說明當時的媒體報導)


(圖為李明芝律師)


(圖為翁國彥律師)



我們也許現在還不是刁民,但是若有一天,公權力前來家門前、眼前侵門踏戶,我們可能都會被迫成為刁民,至此,請記得會有人民與你站在一起,所以從現在開始,找尋關心的議題,與被害人站在一起,是件值得去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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